但考虑到追缉在逃嫌疑人能力之现实，可以参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允许监察委员会将通缉通知书和通缉对象信息送达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并实施追捕。

决之于民才是更为核心的财政民主价值，因为它至少关系到：（1）是否真正坚持税收法定原则。迄今为止的讨论，集中于财权（包括财力）与事权的两权平衡。

上述问题只是解释性的而非问题的全部，它们表明税收法定原则尽管已经受到承认但落实效果仍差强人意。我们缺少的不是他国经验的启示和渐趋形成的制度共识，而是解决问题的动力机制。其次，行政官员有任期限制和特定管辖区域，其决策的有限时间视角和地域视角，可能形成与全局和长远利益冲突的责任激励，即使一心为民的官员，若非受到限制也倾向于扩大税权。我们无论是要求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以遵循平衡模式，还是要求平衡财力以遵循非对称模式，都需要使其落实的政治动力机制有制度化的监控渠道，才会构建一个责任制政府，也只有责任制政府，才能确保其政策选择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运行。《立法法》明确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把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但国务院对财政部、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或地方政府的转授权屡见不鲜，如在《房产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缴税的情况下，国务院仍于2011年授权上海、重庆等地进行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改革试点，两地政府也依此制定了实施办法以试点名义征税。

从世界范围来看，授权立法是一个普遍采用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弥补议会在行政经验、专门知识、立法效率上的不足。虽然土地财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但其对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不当激励，进而产生对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政治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如果任由司法将行政裁量消耗殆尽，将导致行政无所作为。

1.APA的先声—斯塔克案。雅培实验室案奠定了行政裁量推定可审查原则，奥弗顿公园案进一步提出不可审查的狭窄范畴。在之后的两个重要判决中，最高法院通过解释APA的规定，正式确立了推定可审查原则。See Pierce, Richard J. ,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4th Ed.）, vol. Ⅲ , （Aspen Law Business,2002）, pp. 1263-64、1261-62。

四、代小结：隐含在变迁后的互动理念 自新政之始，行政裁量大量涌现。此后数年，口子有所扩大，[14]但直到1946年APA通过之前，原则本身并未翻转，行政裁量的可审查情形仍然只是例外。

[29]此处，法院以强推定形容推定可审查原则。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从19世纪至《联邦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以下简称APA）颁布时期，行政裁量从推定不可审查至推定可审查的历史变迁。[34]、[35]钱尼案宣称，拒绝执法的决定不受审查。（1）雅培实验室诉加德纳案（Abbott Laboratories v. Gardner）。

随着对裁量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凸显，司法逐渐转变态度，对推定不可审查原则不再坚持，彼时进入了无推定原则的徘徊期。由此，APA颁布早期，行政裁量司法审查框架基本搭建完毕。可以看到，无论在实然还是应然层面，行政裁量的可审查性问题都真实存在，且意义重大。此后联邦最高法院又在两个案件中确立推定可审查原则。

第二类的判断标准是无法可依。[38]See CassR. Sunstein, Reviewing Agency Inaction After Heckler v. Chaney , 52 U. Chi. L. Rev. 653（1985），pp.676-83. [39]757 F.2d 354（D.C. Cir 1985）. [40]812 F.2d 1 （1987）. [41]5 U.S.C.§553（e）. [42]5 U.S.C.§555（e）. [43]470 U.S. 821（1985） at 834. [44]606 F.2d 1031,（D.C. Cir.1979）. [45]606 F.2d 1031,（D.C. Cir.1979） at 1044. [46]470 U.S. 821（1985） at 834. [47]470 U.S. 821（1985） at 834-35. [48]Werner, Sharon, The Impact of Heckler v. Chaney on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Decision, 86 Colum. L.Rev. 1247 （1986）, p.1257. [49]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68页。

但自1980年后，经济效率（economicefficiency）又重回美国的发展目标之中，伴随而来的是专家知识的归回，因而推定可审查原则又慢慢回落。第二，与积极行为不同，不采取措施的行政机关通常不会干预个人自由和财产，因而不会侵害司法所需保护的领域。

而且，积极行为提供了法院审查的焦点，而不作为却没有这样的审查焦点。如果滥用裁量，就应予审查。需明确的是，排除于司法审查的乃是行政行为中属于自由裁量的部分，是作为精神裁量结果的核心的裁量决定（core discretionary decision），[26]而行政过程是否正当、行政决定是否受到外部影响等，并不属于行政自由裁量的范畴。然而关于行政裁量，司法无法一如既往地、果断而洒脱地作出合法性评价，这开启了司法与行政之间漫长的拉锯战。对于权力滥用，应当由宪法自身进行矫正。[18]立法虽授予行政机关以裁量权，但只要未明确排除司法审查，法院就有审查权。

[21]该案中，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发布规则，遭到雅培实验室的反对，并诉诸司法。且将之排除于可审查性判断标准之中，也可避免二次考虑的问题。

在历史回顾之后，第四部分将剖析裁量可审查性原则变迁背后的理念。See Charles H. Koch, Jr.,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54 Geo. Wash. L.Rev. 469 （1985-1986），p.510。

二是法院对于行政裁量权产生了更深认识，这和新政以来大量规制机关获得广泛裁量权限有关。此论证逻辑与钱尼案中论证邓禄普案具有可审查性如出一辙—通过立法语言论证该案存在可适用的法律（law to apply）。

[45]而钱尼案审理法院驳斥了实用主义考虑方法，因为行政机关不行使其所享有的权力所造成的危险并不能表明法院就是最适合的监督主体。470 U.S. 821（1985） at 842-43。[5]Heckler V. Chaney, 470 U.S. 821（1985）. [6]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1803）. [7]Koch, Charles H., Administrative law : cases and materials, （LexisNexis Matthew Bender, 2010）, p.455. [8]Martin v. Mott, 25 U.S. 19 （1827）. [9]5 U.S. 19（1827） at 32. [10]See Levy, Donald M. Jr. Duncan, Debra Jean,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 and Enforcement Discretion: The Eect of a Presumption of Unreviewability, 55 Geo. Wash. L. Rev. 596（1986-1987）, pp.598-99. [11]177 U.S. 94（1902）. [12]177 U.S. 94（1902） at 108. [13]See Levy, Donald M. Jr. Duncan, Debra Jean,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 and Enforcement Discretion: The Eect of a Presumption of Unreviewability, 55 Geo. Wash. L. Rev. 596（1986-1987）, pp. 599-600. [14]See Dismuke v. United States, 297 U.S. 167 （1936）; Shields v. Utah Idaho Central R. Co., 305 U.S.177（1938）; Stark v. Wickard, 321 U.S. 288（1944）; 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v. Agnew.See Pierce, Richard J. , see Pierce, Richard J. ,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4th Ed.）, vol. Ⅲ , （Aspen Law Business,2002）, pp. 1251-52. [15]321 U.S. 288（1944）. [16]321 U.S. 288（1944） at 309. [17]321 U.S. 288（1944） at 310. [18][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页。APA第702条和第70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应受司法审查的普遍原则。

绝大多数行政行为都兼具羁束因素和裁量因素，《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行政行为应受审查，并未规定某类行为的裁量因素是否要受审查，而是把决定权留给了法院。刘艺：《论我国行政裁量司法控制模式的建构》，载《法学家》2013年第4期。

[16]且决定立法授权界限并作出裁决是国会赋予法院的司法功能。[25]法院只分正误，心理无从揣摩，所以法院无力审查精神裁量。

在19世纪，面对新兴涌现的裁量，司法将救济大门紧闭，推定行政裁量不具有可审查性。[24]中，交通部同意修建一条穿越奥弗顿公园的高速公路，并为工程提供联邦资金。

（2）保护奥弗顿公园市民协会诉沃尔普案（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Inc. v.Volpe）。而管理局则认为自己拥有不执法的裁量权。司法作为中立的裁决者和最后的救济者，被赋予监督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职责。这显然有悖于司法审查的初衷。

在Hahn v. Gottlieb，430 F.2d1243（1st Cir. 1970） 和Langevin v. Chenango Court，Inc., 447 F.2d 296（2d Cir. 1971） 中，法院认为当不存在立法授权司法审查时，足以推断国会试图排除司法审查。第三，裁量可审查性的倒U型发展历程，隐含着司法审查对社会需求的回应，这又是司法和社会总趋势之间互动的结果。

此种怀疑导致了法院怀有完全拒绝审查的倾向，或者限制审查范围的倾向。[31]参见[美]史蒂文•J•卡恩：《行政法原理与案例》，张梦中、曾二秀、蔡立辉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但第701（a）（2）规定：法律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statues preclude judicial review）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行为（agencyaction is committed to agency discretion by law）免受司法审查。第一类是国会立法排除司法审查。